校友原创

2017年元旦前的一个深夜，电话铃声突然响了。夜深人静，平时挺柔和的苹果手机铃声好刺耳。

谁呀，好不容易睡个早觉，我嘟囔了一句。拿起电话来，一看来电人，顿时一身冷汗，睡意全无。

“你是谁！你到底是谁！”，我连问几句，声音有些变，也有些抖。对方是个声音嘶哑的男声，好像也在问我是谁。双方都在问，没有答，对话不在一个频道上。对方骂了一句“神经病”，就把电话挂了。

我从床上爬起来，呆坐了半天。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运营商的手机号码是资源，会重新分配。

应晓新走了8年了。我不记得他的忌日，也不知道他最后去了哪里，是有原因的。

恢复高考后的77级大学生，78年春季学期才入学。清华的报到日期是3月3—5日，有三天时间，但很多同学都想早点进校，体验向往已久的大学生活。我2日出发，乘西安到北京的180次直快，3日早上5点过就到北京站了。出站后没看见传说中的迎新站，估计要到8点上班才来。好在一路上，认识好多赶早到北京来报到的各校同学，大家相互照看行李，轮流到东单口的早餐店吃了油条和豆浆。8点过，清华的校车来了，拉着半车最早到校报到的外地同学，路过传说中的天安门广场和中南海新华门，从南门进校，到了二校门后面的小广场。

二校门在文革中拆了，77年还没有恢复，取而代之的是当时司空见惯的毛主席挥手雕像。报到处就在现在安日晷的地方。每个系摆了一张桌子，桌子后面立了一个牌子，写着系名。报到手续就是收录取通知书，新生登记，通知班级和宿舍。

我第一个站在自动化系的报到桌前，迎新的老师还没有来。回头一看，有人吃力地提着一口崭新的牛皮箱，向自动化系走过来。入学须知里说，宿舍空间小，不要带大箱子。我随身只带着旅行包，托运了一只装被褥和书的纸箱子，如果学校不让放，可以随时扔了。这同学家里什么背景呀，把这么贵重的箱子拿到学校来了，我有点吃惊。 

我家里有类似的牛皮箱。我在工厂当木工的时候，给家里做了木箱和五斗橱。得意显摆之余对我妈说，家里的皮箱好旧，也装不了多少东西。现在有我做的木箱，皮箱不如不要了吧。我妈白了我一眼，说那箱子是抗战胜利后，你外婆送我上大学在重庆买的，价钱顶5口你做的箱子。

我赶忙上去打招呼，自我介绍从西安来，不过单位在华阴县，离西安还100多公里。应晓新说从南京来，又补充一句说是南京郊区。我是自71班，他是自73班，不是一个班。报到之后，我们两人一人一头，把他的高级牛皮箱抬到了11号楼。

2 “你们都是全国的尖子”

整个4年半本科，我跟应晓新并不太熟。只知道这个神人很多课都不怎么去听，靠考试前的突击复习，基本都能得优。 

82年9月我们在本系读研，全系都在一个班，我们搬到3号楼，我的宿舍跟应晓新和老严的宿舍对面，我们三人成了好朋友。

应晓新是极聪明又极有能力的人，但都不是我们这些俗人们通常理解的能力。记得硕士毕业前后，有国外公司找他加盟，说他是“Hacker”（黑客）级别的人，当时我还不知道黑客是什么。 

这件事情后来没有下文，不是因为人家公司变卦，而是需要他写个简历，交个推荐信、成绩单之类的文件。这是别人稍微花点精力就能办好的事情，但他就不愿意做了。我在康大读博时，为他联系好了做博士后的机会，但人家教授要个推荐信和学校成绩，他不是随手能拿到，就不了了之了。他就是这么一个不愿意主动改变的人，总是被动改变。 

硕士毕业，他接着在系里读博，也不见得是他最喜欢的选择，而是这样改变最少。 

他的博士课题是地震信号处理，常去涿县的超算中心算题，大概是国内最早研究并实践并行算法的人。那里的计算能力大概也是国内最好的，但应晓新仍然不满足。他很快就攻破了系统管理员权限，把超算机绝大部分计算资源调给他自己的计算进程，搞得其他用户叫苦连天。管理员虽然不确定是谁干的，但已经猜到了应晓新，差点儿要宣布禁止清华的人到中心上机。 

我后来到哈佛工作，知道了比尔盖茨辍学的真相，惊呼如果比尔盖茨是美国最早的黑客，应晓新可能就是国内最早的黑客。 

原来，媒体上传的比尔盖茨没读完本科主动从哈佛退学，并不真实。他是因为用黑客的办法，修改了计算中心的大型机为每个本科生分配的计算时间，给他自己加了不少时间，被管理员发现了，因此挨了个“留外察看”的处分（类似国内留校察看的处分）。受处分的人必须一年时间待在校外。一年之后，只要有人，哪怕是麦当劳的领班，能证明你好好工作了，就可以回学校继续读。比尔盖茨离开哈佛，先到了新墨西哥的Albuquerque，后来又被朋友拉去西雅图写软件，创建了微软，没有再回到哈佛（他本来是可以回来的）。只不过人家后来给哈佛捐了楼，哈佛给了荣誉博士，也不提这段历史了。 

应晓新没有比尔盖茨的天时地利，可能还缺了点商业头脑，只是个纯技术黑客。如果他那时认识比尔盖茨，交流一下黑计算中心的经验，说不定就是微软的合伙人了。

应晓新的神人神事太多了。 

85年硕士毕业，大多数同学都留北京工作，留校也不少。我到西安交大当教师。去外地的同学比较少，走的时候大家都热情相送到北京站。应晓新居然跟我说，他不习惯送人，所以就不送了。不习惯是什么意思？看我失望，气急败坏，他得意地狡黠一笑，更让我气愤。 

清华去北京站可以坐331到平安里，再倒103路电车到崇文门，走一站到车站。或者出南门路过铅笔厂，大致走到现在北4环的地方坐375到木樨地，再倒地铁。我们一行10多人走的是第二条路线，一路上，我心里都在骂应晓新不够朋友。 

我们到了北京站，就看到应晓新在进站口拿着一叠站台票，笑嘻嘻地等着大家。我们全愣住了。应晓新是骑自行车赶在我们前头的。1个多小时的快骑，赶在公交车前面，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我不应该意外，他就是这种人。

应晓新博士毕业留清华当了教师。教学、科研、当班主任一样没少，还当了常迵先生的学术秘书。他当班主任，跟学生打成一片，带学生也有一套，同学们很喜欢这个神老师。 

90年代中，国内连上了互联网，清华的水木论坛还是没有图形界面的文字版。应晓新当了版主。2000年左右，MIT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的论坛上，曾经流传了一篇清华自动化系的校友写老Bob的文章，传回清华到处流传。文章问大家还记得当年的老Bob版主吗，网上生命力极强。老Bob先是挑起一个很有争议的观点，惹得大家激辩，到最后相互攻击。老Bob支持两边文的都写，一会儿劝劝左边的网友不要扣帽子，然后又劝右边的网友不要激进。 

我看到这里，差点喊出来。这不是牛虻吗！大主教蒙泰里尼来访问，牛虻先是写文章攻击，后来又以“一教徒”的笔名反驳，两边的文章都写得非常漂亮，搞得大众都不怎么关心蒙泰里尼的访问了。我相信应晓新肯定看过《牛虻》，可惜同学们没看过，那只是我们那代人和父辈无人不晓的书。否则，网友问问老Bob版主是不是模仿牛虻会很有意思。 

文章最后点名老Bob就是应老师，说同学们都很崇拜他。让清华的学生崇拜很不容易。老严的儿子和我儿子小时候也特别崇拜这个无所不能的Bob。 

这篇文章我没有存下来，太遗憾了。 

应晓新是音乐发烧友。恕我不恭敬，他对音乐本身并没有太深刻的理解，但绝对是世界一流的技术派，而且善解人意，帮助乐友。记得我不经意地说想找西贝柳斯的d小调小提琴协奏曲，当时不好找。不知道他找到了原版盒带还是留心了调频台的节目预告，不但录好，而且写上了乐团、指挥、乐章等详细信息，就像进口的专业盒带一样，好让我感动。 

他当年的2个录音机都是自己装的，录放质量都能达到当时最高档台式录音机的水平。那个时候，台式录音机的基本机械原理是软质外圆的主动轮把磁带紧压在金属轴上，拉动磁带匀速通过磁头。如果磁带不能保持匀线速运动，音乐播放质量（主要是音准）就大受影响。应晓新相信，主动轮外圆的圆度是关键，而且只有他能听出来。他自造了一个手持小砂轮机，经常打磨主动轮，产生高频噪音。我在工厂当过多年钳工和车工，还在七二一学过机械，我告诉他这种传动原理，不可能靠改进圆度来明显提高播放质量。另外，他的刀具和工件轴都不固定，也很难改进圆度。但他不相信，每天乐此不疲打磨，几乎成了强迫症，也为后来跟老严大吵，埋下了伏笔。 

应晓新干过最神的事是对阵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技术部。80年代中，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开播了调频台，主要播放古典音乐。应晓新常从电台录音。虽然他把天线拉到3号楼的室外，噪声仍然不小，他没有专业天线，解决不了。调频台刚试播，他居然听出来，调频台的左右声道接反了。在音乐厅现场听交响乐，弦乐低音声部在观众右手边，小提在左手边，声向比较清楚。但播放录音时，尤其是模拟原版的录音经过混声处理，听出声向不容易。应晓新第一次打电话给电台技术部，被对方训斥一顿，说我们是从日本进口的设备，日本专家正在调试，怎么可能接反。他第二次打电话去，人家不想理他，几句话就挂了。他第三次再打，人家居然承认确实接反了，表示非常佩服，要跟他交朋友。 

能听出电台设备问题的神听众，不知道世上哪里还有。 

我去美国读博和工作后，参加过3个CD俱乐部，蹭人家入会可买低价CD的优惠，再加上必须买的正价CD，攒了不少，也花了不少钱。我给他打电话交流我的“收藏”时，无意中说不可能找到“红色娘子军”的音乐了。谁知，95年回国后，他见到我，送了我雨果出的70版音乐CD，中芭乐团演奏，王若忠指挥。这个CD是数字处理当年模拟录音做成的，最接近70版电影的音乐，特有收藏价值。我太喜欢了，他太有心了。

他去波士顿工作后，我那一阵子常去哈佛和麻州大学，多有见面机会。05年，他送我俄文原版的《这里的黎明静悄悄》DVD，我惊呆了。这盘DVD是为了纪念二战胜利60周年出的，有5个战胜国中、苏、美、英、法的四种文字字幕，非常漂亮。除了原版电影，还有30年后采访几位当年饰演女战士的演员。他从俄罗斯直接买来。当时，还没有网购，只有所谓邮购，必须要先付钱，能不能收到根本没有保证，更何况是从俄罗斯买。不知道他从哪里找到邮购出处，也不知他花过冤枉钱没有。

应晓新知道，我特别喜欢这个电影是有原因的。文革中后期，特别是尼克松访华之后，国内的封闭状况有所改善，但政治气氛仍然紧绷。当时，北有顶级的“梁效”和文艺界的“初澜”，南有“石一歌”、“罗思鼎”，整天批判人。不过，上海那边还是要“开放”些，办了个《学习与批判》杂志，批判当代资产阶级文学时会附上原文，于是就有机会看到当代的外国文学作品，有哈佛大学真实背景的美国小说“爱情故事”，苏联小说“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等都是在《学习与批判》上读到的批判小说。 

80年代初，“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在央视播放之后，看了好几遍，如同当年看小说，每每被感动的热泪盈眶。当时就听说，央视播的电影剪掉了小说里写的女战士们洗浴的镜头。看了这个DVD版才确认，央视确实剪了女战士洗浴的裸身背影。瓦西里耶夫写这个情节，电影编导拍这个情节，是有深刻寓意的。他们想让观众记住，有着天鹅般身段的花季少女，参加了本不属于她们的战争，用她们的美丽身躯，挡住了法西斯的枪弹。可咱们这儿偏有不少焚琴煮鹤的观众和焚琴煮鹤的领导，看不懂不说，还往歪处想。剪了也罢。

每天下午5点，学校的大喇叭像往常一样喊着，“同学们到操场上去，……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应晓新、老严和我三个人不到操场，常从北门或者附中门跑出去到圆明园。那时候圆明园没有围墙，除了能看到“大水法”的残垣断壁，还能欣赏到处都有的稻田和小河沟野景。我们跑累了，会找个地方躺一会，看看天，好不惬意。

应晓新跟老严一个宿舍。老严特别会享受生活，常在宿舍用电炉做点菜或者烧汤，被同学们认定为热爱生活的人。他中学毕业后在家门口工作，没吃过多少苦，有点娇气，晚上睡觉特别轻，不能有一点光，也不能有一点声音，经常要把闹钟捂到被子里，遮住滴答声才能入睡。 

应晓新打磨录音机动轮，经常是晚上熄灯后，在被窝里干，高频噪声老严自然受不了。于是两人从互掐，到小吵，最后升级到大吵。吵着吵着，就开始相互攻击，从人身攻击升级到非江浙人很难理解的家乡攻击。应晓新一句“我们溧水再不好也是江南，你们扬州再好也是江北”，彻底惹恼了老严。于是老严说，你在溧水八箱底，还敢笑话我们扬州是江北。事后，老严愤愤地对我说，什么南京郊区，就是溧水县方边公社。我实在不理解这江南江北到底有什么关系。

其实，应晓新早跟我和老严说过，小时候父母离异，他跟下放到溧水方边的父亲过。中学毕业后，他在镇上的店里做糖烧饼，那时的理想就是进镇上无线电修理店工作。我特能理解。我当民工时，每天天不亮就起床，走几里山路，赶在上班前到工班，为师傅们生好炉子，烧好开水。在路上碰大卡车要早早躲开，危险不说，还有可能被溅一身泥水。所以，我有过当大卡车司机的理想。后来被招进宣传队，又做过进部队文工团的梦。 

他们两人吵完，不说话了。我以为最多一个星期就过去了，哪知他们这次真的动了气，快2个月都没好。直到老严的女朋友从英国进修回来，把两人叫到家里吃饭，这才下了台阶。

应晓新97年先去了香港中文大学老严的系里访问1年多，后来加入了波士顿同学家的公司，做Y2K。他的黑客能力大显身手，成了公司的支柱。他们采用的方法最简单，也最有效。就是开发软件辅助工具，检验原程序，然后人工修改。很多老软件的源程序是70、80年代的Cobol、Fortran语言写的，但难不倒应晓新。他们的主要客户是华尔街的金融公司，赚了不少钱。 

应晓新离开清华间接帮了我一个大忙。因为几年后，我回系里当了5年系主任。我上任之前，学校就开始搞各种人才计划，要求系里做的各种考核评估，应接不暇。像应晓新这种类型的人，有能力、干实事但没有学校要的业绩指标，职称、调级、考核等等肯定首当其冲。如果他还在系里，我怎么有脸面对他说，业绩指标不是针对他的。 

99年初开始1年多，我在哈佛大学工作，住在哈佛广场Prescott街学校的房子，就在哈佛教师俱乐部的后面，离上班的MD实验室楼（比尔盖茨捐的）只有3百米远，上班5分钟就能走到。因为上班方便，我基本待在办公室或者宿舍，业余时间除了偶尔去听一下波士顿交响乐团的音乐会，挺无聊的。应晓新那时住同学家，经常负责买全家人的菜。于是，周末应晓新开车到哈佛广场接我，一起去88超市，就成了我们见面的幸福时光。 

我住的房子是一个没有客厅的单间，但有厨房和洗手间，挺方便。买菜回来，我们常会一起煮面吃，有时还吃方便面，回忆一下当年在3号楼吃方便面的感觉。我和应晓新都喜欢方便面，曾吃遍北京所有牌子的，还做过一番比较。不过，我们吃的并不安宁，经常是面刚下锅，他就接到电话，必须马上回公司。我不免有些牢骚。就算你是公司的台柱，总要安生地吃碗面吧，那能就离不了你。 

其实，我和老严，还有波士顿的很多同学，都挺担心应晓新的工作和生活方式，真怕他哪天就病倒了。

应晓新没有逃过病，他不生病才怪。他昼伏夜出工作，饮食紊乱，经常叫很多油腻的外卖，存在办公室，一盒一盒吃。

他抗拒也不愿意花时间体检，不愿意看病。后来，他下肢浮肿，走不动路了，上班时要把自己固定在椅子上，被同学和朋友逼去看病。不要说大夫，就是一般人都能看出他是重病人，美国的蒙古大夫居然没检查出什么大问题。

直到有一天，他在家昏迷了。同学急哭了，打911说，“he is dying” (他快死了)，救护车把他拉到急诊，终于不用预约就看了病。诊断结果是肝癌晚期。医院解释说，之前为什么没有诊断出问题，是因为有少部分癌症病人的检测指标反映不出来。他当时那个样子，有经验的大夫早看出来了，用手都能摸到肿瘤。再说，早做CT也早诊断出来了，干嘛非要等指标异常才做，还要预约专家，等到腹水和肝昏迷。每每看到网上说美国医疗系统怎么怎么都是好处的文章，就来气。

他只有回国，才有当大夫的妹妹和亲人们照顾。波士顿的同学和朋友买了回国的头等舱票，作为礼物送给他。一大群人来为他送行，晚辈们拉起了送行的小提琴曲。 

09年5月应晓新回到南京，住进妹妹的南医二附院。我马上去看他，情况很不好。当领导的妹妹组织了会诊，老严夫妇帮助找了国内的顶级专家，确定内脏衰竭，是因为肿瘤压迫供血不足造成的，要做一个动脉支架的手术。老严夫妇在香港买了必须的专用药，手术非常成功。 

供血足了，应晓新顽强的生命力又激活了。他能走了，也能一个人乘火车到北京。我们又见了2次，我都产生了错觉，怀疑是不是误诊了，或许没那么严重，还能治好。 

我88年出国前，应晓新结了婚。我没送他们书，也没送原版音乐带，而是送了一套结实的不锈钢炊具。我的意思他明白，就是希望他们踏踏实实过日子。可日子还是没有过下去。应晓新出去之后，他们就分了。他生病回来，当大夫的人家经常在身边尽心照顾，帮助联系了最新的生化疗法，亲手治疗，好让人感动。 

我知道应晓新和我一样喜欢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但他没看过舞台演出。我要为他完成这个心愿。十一前，应晓新一个人到了北京。老严夫妇刚好也到北京。我买了四张中芭在国家大剧院的演出票，我们三人陪应晓新看。 

那天看演出真是不顺，我现在都耿耿于怀。我们下午早早去了，想一起吃顿饭，但就是找不到合适地方。餐馆不是关门就是还没上班，一直快走到太平街中芭门口，才找到一个驻京办的餐馆，应晓新忍不住抱怨我们忘了他是病人。

那场演出也不敢恭维，琼花和常青都不是A角不说，好像演员离开天桥剧场演不太卖力，比前一年老严请我在天桥看的孙杰（当时的常青A角）告别演出那场差了不少。 

散场，我们知道应晓新累了，但就是打不上车。我们上了多年没坐的大一路，到木樨地下来，才把应晓新送上出租车。

不过，圆了他看现场演出的心愿，陪他看了国家大剧院的建筑，还是挺欣慰的。

应晓新回南京后不久，病情急转直下。我再次赶到南京去看他的时候，他已经神志不清了。

他走的时候是09年11月初，已经是深秋。很多清华同学和朋友赶到南京去送他最后一程，老严也去了。我定了前一晚去南京的航班。车还没到机场，西安突然下起了雷雨和鸽蛋大的冰雹，把车顶砸得梆梆作响。后来看报纸说，西安的深秋从未出现过这种天气，破了纪录。西安机场停了所有飞机起降。我跟大厅里挤满的人群一起，翘首以待。等到早上6点多，飞南京的航班仍然没有点。我知道赶不上了，回到学校，沮丧了一天。 

前年底接到那个电话后，我突然明白了，那天晩上的冰雹，可能就是应晓新去那边以后的神安排。他还眷恋这边，不想让我送他走。怪不得每碰到网安技术难题，我下意识还想给他打电话商量。他的电话、email我都留着。

自从78年3月3日认识，跟他的约定已经超过了一世。我会一直守着。